“玉梅阿姨”出生于1947年,高中毕业后,她以纺织厂工人的身份参与援疆,她自称,在建设兵团的那些年,她的花名“阿克苏之花”。她在异乡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婚姻,把一双孪生儿女留在那里。为了回上海,她接受父亲的安排,嫁给了一个南汇青年。第二段婚姻持续的时间比第一段更短,她在怀孕时就和丈夫撕破脸闹离婚,双方扯皮鏖战长达两年,最后她带着女儿回了永康路的弄堂,从此与第二任前夫死生不相见。女儿成年成家,与她关系淡薄疏远。父母去世,姐姐卖了家里的老房子,住在郊区的别墅里,她恨恨然:“我才不要去给她做佣人。”永康路的亭子间楼梯逼仄,她租掉这间网红街区的陋室,在上海地铁沿线的郊野之地寻找廉价的出租屋,永康路和廉租房之间的差价成为她晚年生活的储备金。对阿鲁斯来说,脐带是绑定母子关系的安全感来源。当患病的母亲四处游荡,阿鲁斯靠麻绳来确认母亲与自己的亲密距离。母子对面不相识,在母亲心中,儿子还是在旧礼堂里演奏马头琴意气风发的少年,而不是眼前初入中年的汉子。当无法再次从母亲的眼神和言语中清晰确认这种血脉亲情时,麻绳的绑定不再只是迫于现实的无奈手段,而是内心依赖的外化:阿鲁斯舍不得母亲的身心渐行渐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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